五月的这期《书城》里有一篇《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作者虚托的白求恩大夫在回忆他的父亲：
“他带领着我们庞大的家族从一个国家走到另一个国家，他总是在寻找一种新的语言、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生活在使用那种语言的人们的周围，他才有活下去的兴致。”
““陌生”是他激情的向导，而“祖国”只是一个令人厌倦的情人。
我们只有躯体的出生地，而我们的灵魂总是在飘荡。
你知道，我也同样不愿意承认局限人的“时代”。是想象力解放了我们。通过想象，我们成为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后代，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奴隶。也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想象力激起了欲望和虚构的狂热。这是生活的基础。生活是想象力虚构出来的真实。
只有“爱”是超越真实的，因为它就是想象本身。
在汉语中人们为什么可以将“回”与“归”连在一起用？——“归”是一种心理的嬗变，而“回”只是物理的迁移。“归”指向未来，而“回”纠缠着过去。
革命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因为它发现了怨恨，又虚构了未来。
语言！语言是人类最卑鄙的发明。它总是可以用敌对的说法解释一切。它貌似任人宰割的奴仆，其实却是可以肆意蹂躏我们的暴君。用一个简单的系动词，它就可以羞辱理智的尊严和情感的纯洁。
后来我总是想，如果语言总是能够为任何情感和态度找到敌对的解释，背叛就是一切事物的本性，也是基本的“人性”。后来我总是想，人类的一切错误都根源于语言的错误。我们是语言的受害者又是它死心塌地的同谋。
‘啊，多么悲惨！我们的生命如此虚飘，它不过是记忆的幻影。’（夏多布里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