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枪

读大学的弟弟从国内捎来一盘磁带,崔健的新专辑《解决》。   封面是这位中国摇滚歌手的黑白照片和一颗红五角星。五角星并不是单纯的鲜红色,上面叠印着万里长城、农田、五分硬币、外汇券、吉它、计划生育宣传画、手枪、女人身体的某个部位和一大团血乎乎的鲜花。   小号铅字密密地印着歌词。“解决”,“一块红布”,“这儿的空间”,“寂寞就像一团烈火”…有新歌,也有老歌。   崔健的歌词是出色的。“突然来了一个机会,空空的没有目的/就像当初姑娘生了我们,我们没有说愿意/机会到底是什么,一时还不大清楚/可行动已经是雷厉风行,而且严肃…啊,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欲望/啊,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力量”〔投机分子〕;“我没穿着衣裳也没穿着鞋/却感觉不出西北风的强和烈/我不知道我是走着还是跑着/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儿刺激,大夫老爷/给我点儿爱情,我的护士姐姐/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还有“打不开天,打不开地/自由不过不是监狱/钱就是钱,利就是利/你我不过不是奴隶”〔这儿的空间〕…   读着这些词,耳边已响起重金属乐队的轰响,崔健机枪扫射般端着吉它,对着黑压压的观众:“在西方,人们曾说摇滚乐是洪水猛兽;叫我说,今天的谣滚乐是像一把刀子,插在中国的大地上!”   突然,我的目光在纸上久久地停住了。   我看见了那支歌。   “最后一枪 5’17”   曲:崔健 词:王贵/崔健”   下面是空白。在本应印有歌词的地方,没有密密的小号铅字,只有整整齐齐的一片空白。   我站起身,把磁带放入录音机,一直快进到最后的那支歌,狠狠按下放音键,把音量拧到最大。磁带沙沙,沙沙地转动着。   ……   我眼前,是北京工人体育场八万狂热的观众。歌手唱完了最后一曲“从头再来”,飓风般的口哨、跺脚声、尖叫和掌声,还有挥舞不息的旗帜、横幅、床单、头巾和鲜花。   “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   演出已经结束,歌手和乐队已经走进后台,武装警察在拼命驱赶人群。没有一个人离去,八万人的掌声,跺脚和呼唤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响亮,越来越高昂。   “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   不知过了多久,不知什么时候,歌手默默地回到体育场中央。他低着头,那支闪亮的电吉它,斜挎在他有些褪色的绿军装上。 吉他手肃立,贝司手肃立,俊秀的键盘手几乎无法察觉地触响一个和弦,清晰如遥远的高山之巅,冰川低落的流水。   声浪更强地拍击。   “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