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的春天》

曼谷其实没有春天,三月底四月初,是旱季刚刚开始的日子。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楚拉龙康大学召开。这是为了向联合国亚太地区政府间区域人权会议(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二日,曼谷)和世界人权大会(一九九三年六月,维也纳)提出看法和建议而召集举行的。原以为最多不过七八十人参加,结果二百四十多名正式代表报到,分别来自二十六个国家的一百一十多个组织。欧洲和美加等地从事亚太地区人权工作的一些组织,如“国际特赦”,“国际人权联盟”,“亚洲观察”等也派了观察员出席。 我和希瓦前后脚迈进那家小旅馆,被安排一同住进了410房间。“半个世界都来了!” 我看着楼下满厅肤色斑斓的人群惊叹,“是半数以上的世界人口。”这位马来西亚来的律师微笑着纠正我。 亚太地区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千差万别,巨大的人口占了世界的一半以上。几乎所有的亚太国家都在拼命追求经济的现代化,可民主化的进程就远为缓慢,人权更差,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国家只有十二个,大大低于世界上其它地区。在联合国九一年出版的《世界人权指数统计》上,全球人权的平均指数是62%,而印度是54%,印度尼西亚是34%,越南是27%,伊朗是22%,中国是21%,北朝鲜是20%,缅甸和苏丹分别是17%和18%,这就是亚洲。 在这个地区做人权工作,所拥有的弱小资源同问题的巨大不成比例,更何况,那些强大的政府往往还站在人权组织的对立面上。威胁、阻挠甚至监禁,有些国家压根不准非政府组织存在。会场有从澳大利亚来的越南僧侣,泰国难民营中的缅甸学生,加拿大来的印度贱民,北朝鲜和文莱就干脆没有人来。不过这些从人权火线上来的人们相见格外亲热,大家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一个个操着口音浓重的英语谈得十分投机。 大会产生三个文献,《曼谷非政府组织宣言》、对世界人权大会的建议及本地区人权组织的协作方案。前三天的会议结构紧凑,讨论了成立亚太地区人权信息中心的准备工作、与北方国家人权组织的合作与交流以及关于“发展和人权”等问题。共分成妇女儿童、酷刑、人权教育、土著居民、劳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政治迫害和军事镇压等八个专题组,各族分头讨论并提交工作报告。其中妇女组的工作格外出色。由菲律宾,孟加拉国和印度代表为主的妇女组,其活跃与精干和灿烂的服装一并令人叹服。我仍记得她们报告开头的诗句: “女人在发言/以一个声音、许多声音、不同的声音/倾听她们吧/倾听女人的声音/她们舞蹈的双足/自智慧的远方走来/从社会的边缘/向僵硬的政治和知识挑战……“。 起草小组的七支笔杆子几乎是不眠不休地争吵,修改稿不断交回给大会,代表们的精诚合作与热情投入使讨论进展顺利。排得满满当当的议程已近尾声,凝聚着集体智慧与心血的《曼谷非政府组织宣言》就要诞生,可希瓦担心:“我们全泡在产生文献的过程里。宣言产生后,怎样在下周的政府间会议上发挥作用呢?“其实,这也是很多代表的忧虑。 二十七号是最后一天,希瓦要求发言,当他把写得工工整整的透明片放上投影机,我才意识到昨夜他默默准备到凌晨四点,是把大伙几天的谈论理成了一个详尽的计划。他的建议得到了热烈响应。非政府论坛结束后,正式参加政府间会议的代表们及时成立了新的协调委员会,负责扩展”宣言“的影响。虽说连开了三天会,大家即刻不停地投入了工作,新闻、游说、文书起草、联络联合国秘书处和大会发言准备等一项项得到了落实。 两天后,世界人权会议亚洲区域会议庄重揭幕。泰王国总理川·力派阁下致开幕词,主管人权事务的助理秘书长阜奥博士代表联合国秘书长作了讲话,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金永健先生当选为主席团副主席。下午,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刚刚开始,来自四十九个国家的部长和代表们就感受到了非政府组织观察员们的存在。整整二十三页的《曼谷非政府组织宣言》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被译为不同的文字,代表们人手一册。第一个发言的泰国“和平与发展联盟“的代表,代表参加亚太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全体宣读了《曼谷非政府组织宣言》的摘要。随后发言的“国际人权网”,“菲律宾人权提供者联盟”等代表,均以专题联席发言的形式,强调了全体非政府组织的观点和建议。 各国代表和记者们都惊奇地发现,和以往各自为战不同,这次非政府组织通过联合宣言和共同签署,一再形成了统一的声音,大大加强了发言效果。协调委员会起了中心枢纽的作用,游说和新闻的配合也十分紧密。印尼代表关于经济发展优先地宏论刚讲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就争锋相对地发言;泰国前外长指责“国际特赦”和“亚洲观察”受西方政府操纵的谬论一出,新闻组立即召开记者会予以驳斥。特别是当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代表宣称人权应有“亚洲的观念”之时,文书组马上起草了一篇强调人权普遍性的联合声明,征集了众多组织的签名后向大会发表。谁说亚洲人民不要同样的基本人权?来自民间的声音,比官员们堂皇的言辞远有更强的说服力。 在亚洲,一些人权记录较差的国家正形成同盟,以强调主权和发展为名,硬把人权往南北国家对抗上扯。中国、伊朗、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竭力反对加强联合国人权方面的执行和监察机制,包括设人权高级专员职位。因为高级专员将有权将特别严重违反人权的事件通知安理会,也有权派特使调查真相,并监察联合国在维持和平和援助作业中有关人权的问题。这些国家也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发表世界人权状态的年度报告,就像成绩差的小学生不愿见学校的家庭报告一样。 中国政府代表在大会一般性辩论第二次会议上发言,强调不同国家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独立性,反对在联合国讲坛上以人权为名做政治化的攻击。从北京来的“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也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发表了和政府大致相同的讲话。(我必须用引号澄清联合国文献中”非政府组织“一词的普通含义。况且,在庄严的国际人权讲坛上,没有来自中国、实至名归的非政府组织,不能算是中国人权状况的骄傲。希望来自团中央、中央党校和外交学院的三位先生能同意我的话。) 也不是所有的政府都仅仅在自辨。日本代表团就一再声明:”我国不能接受对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表示关心就是干涉内政的说法。” 尼泊尔、南朝鲜和菲律宾政府的态度亦相当积极,说明并不只有经济发达或民主化进程较高的国家才会关心人权。 这次区域会议也将通过一个“曼谷宣言”,将亚太国家政府间在人权上达成的共识和建议,带到四月日内瓦的最后一次预备会议上去,最后汇总到六月的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产生出一份总结和前瞻性的文献。这样一份历史性文献,能否进一步肯定人权的普遍价值和各项人权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原则;能否准确、全面地回应今日世界上人权面临的主要挑战;能否有效检讨二十五年来联合国在促进与保护人权方面的进展,强化现有国际人权保护程序并建立必要的新机制,对正步步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关系重大。若被一些模式人权的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将种种有悖于人权基本价值的条款塞进这份文献,国际人权运动则会面临困境甚至倒退。本次会议起草委员会的主席是伊朗代表。在一系列的联合声明和新闻发布之后,大家意识到若想影响最后的宣言,必须直接向起草委员会表达意见。有人向主持协调会议的希瓦提出,应当要求和起草委员会的正式对话。可这在非洲和拉美的区域会议上都没有先例,我们能突破吗? 随后整整两天的努力,和助理秘书长的商谈,争取更多政府代表的支持,推动新闻界的声势,利用联席发言的机会向主席团要求……终于使大会专门安排了宣言起草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团的正式对话。我们争取到一个重要机会,得以将观点和建议向文件的起草者们面对面地阐明。初次对话虽说充满了外交辞令,却大大提高了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事务中的地位。一位科威特记者在专稿中写到:“看来,真正的人权对抗不是南方与北方,而是发生在那些压迫人权的政府与他们的人民之间。……本次亚太地区人权会议上,非政府组织的公关和游说都组织得极其出色。他们在联合国舞台上展示的坚定的信念,昂扬的精神和空前的团结,向世界表明了亚洲人权运动的希望。” 会议期间,我和中国代表团的几位代表分别都有交谈。对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促进人权上的不同角色和应有的伙伴关系,外交部的刘先生表示了充分的肯定。非政府组织在本次大会上的表现也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李源潮先生一再问到是哪些组织和个人比较活跃。我真希望他别这样问,而是以他“中国人权研究会”高级研究员的身份,参加进我们的工作中来。我理解这并不是李先生此行的真正使命,但他会从中得到他问题的回答,和比这些回答更有意义的东西。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日,世界人权会议亚太区域会议通过了《曼谷宣言》。我们高兴地看到,《曼谷非政府宣言》中强调的关于妇女、儿童权利的条款写进了这份文件,也注意到其中对人权普遍性的肯定及“承认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与对话的重要性”等条款。政府宣言还“强调应进一步鼓励所有国家批准国际人权文书,特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是,讨论稿中大部分有关法治、言论自由、酷刑及尊重少数民族等条款却被尽悉删减,只字不见。还重弹了诸如“强调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不利用人权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等手段等原则”、“不赞成任何人利用人权作为提供发展援助的条件“等不和谐的老调。归根结底,一切经济发展难道不是为了促进人权吗?!文件还强调了政府机构对保障人权的重要,对建立民间独立监督和有效的救助机制却避而不谈,其中多处文字上的含糊模棱,也表现了政府们的歧见和缺乏诚意。”宣言“通过时唯有日本和塞浦路斯代表表示了保留意见。马拉松式的会议又连开了五天,全体非政府组织代表最后一次聚在协调委员会的临时办公室里,讨论去日内瓦和维也纳继续游说的人选和方案,及如何建立“后维也纳时代”的亚太人权网络。“现在不是放弃的时候。”巴勒斯坦的布兰达说,黑眼圈使她的眼睛更大了。“永远不是!”不知谁小声地附和。 […]

抵达台北

这里的山,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