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那天，我正在野外基地做探测超高能宇宙射线的实验，那是我来美国做博士论文的最后一年。 从电视中看到长安街上的火与血，我决定立刻回北京，两天后就上了飞机。机窗外蓝天白云，我二十八岁的人生里，生死善恶从没有像那一刻那样清晰。我愿以行动为证，人性的善良、勇敢和信念的神圣，不是任何暴力可以屠杀得了的。 我的一生也由此转折，从研究天体物理到投身人权事业，和更多的人一起，继续完成那一刻对自己生命立下的承诺。 八九年九月到九零年八月，我在全美学自联华盛顿总部干了一年，组织十月一日华盛顿“中国民主大游行”、访问台湾和香港、举办国会山前的“六四”周年纪念……表面上轰轰烈烈，可我深感在海外的无力与艰难，特别是运动自身的不成熟和缺乏在国际社会发展的经验，错失了大量机会和资源。参与者的激情如现代媒体的关注，来得快去得也太快，而最重要的应是道义精神、集团核心和实际运作等方面。 我需要学习。卸任学自联总部的工作后，一边打工一边申请普林斯顿大学，想进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专业。纯属机缘，我撞到了一个很大的宗教组织，这个仅有不到五十年历史，号称信徒六百万，被视为当今世界最强有力的“邪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进一步接触，我被其独特的高傲、坚韧、奉献、团队精神和奇迹般的发展史所震。我不信教义，更对其狂热、愚昧、扭曲人性的一面深恶痛绝，但八个月的深入经历，在一种信仰如何演进成社会运动方面，我得到了不少珍贵的磨炼和启示。我也坚信：正道不在于抽象的理念，而是在对人性的透彻理解和把握，对具体人生广大诚挚的关怀之中。 九一年四月起，我来到纽约的中国人权工作，也改变了再读书的计划。由于工作的便利，我结识了“人权观察”、“国际特赦”和各国从事人权事业的许多朋友，这是一批人品、能力、职业道德各方面都十分出色的人权工作者。他们有的资讯准确、游说强劲，也有的富有洞察力，善于针对千变万化的形势，抓住最有效的突破点。和他们的协作中我学到了很多。我和我中国人权的同事们也在每一天艰辛的摸索中明确着自身的方向：在中国，必须建立起独立的民间人权组织，宣传人权理念，给受害者以实际帮助，敦促政府保障人权。无论是目前海外的起步，还是在未来多元化的中国社会，人权工作的独立与公正都应超越权力政治；从开展权利意识教育、关注具体案例到推动人权立法，逐步形成凝聚社会正义的组织力量，并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中国的人权运动还要有国际社会以及全世界华人的广泛支持，成为世界人权运动的一部分。 写到这儿，我的同事王渝提醒说：“幽默感，还有幽默感呢?” 我笑了。人权工作者是幸运的，每日的辛苦对他(她)就是无价的酬劳。不仅因为人权工作直接给给那些受迫害和凌辱的人们以希望，也不仅因为人权是时代的潮流，我们的努力是为了让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也能享受自由与尊严。最可珍贵的，是人权工作时刻都在唤醒我们心中的道德勇气、正义感、同情心、以及对生命价值的尊重……那些在这琐碎匆忙而又变化不定的日常生活中闪射人性光辉的品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提升自己。一个事业的开创固然艰难，但也有更深的充实和愉快。一次，我和一位老朋友,一个极喜欢中国文化的美国人聊天， 他是个爱开玩笑的家伙。 “给你猜个谜语吧。子虚乌有—-打一人权组织名称。”他说。 “……我猜不出。” “中国人权!”他哈哈大笑，(“Human Rights in China”有“中国的人权”或“人权在中国”的意思。)“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嘛!人权根本不是中国的，对不对?” “什么是中国的呢?”我问他。 “道。” “什么是道?” “道即是无，无生有，有生万物。”他流利的汉语突然梗住了。 会有一天，六月四日的天安门广场摆满了鲜花；匆匆上班的人们，在地铁站买上一张不再充满谎言的报纸，细读关于选举的新闻；乡村的孩子们在宽大明亮的教室里朗诵《世界人权宣言》；集镇的闹市上，有热情的青年为遥远国度里的良心犯签名声援……但那朴素的承诺却没有完成之时。我深知人性有脆弱和毁灭的一面，文明社会的发展尽有不测之危机。人权的理想就像希腊神话中西西佛斯的巨石，一次次周而复始地滚下山去。但毕竟，在人身上，值得赞赏的品质高于那些应被诅咒的一切。我相信人的自主和创造，相信生命独一无二的尊贵。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见证过真正的苦难和欢乐，不会在暴力和不公正面前保持缄默；他们信念纯粹而又意志坚定，耐得住寂寞也敢担风险，怀着对命运的谦卑和与人类患难与共的热爱，超越短暂的权利功名，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长久地坚持下去。 […]
读大学的弟弟从国内捎来一盘磁带，崔健的新专辑《解决》。 封面是这位中国摇滚歌手的黑白照片和一颗红五角星。五角星并不是单纯的鲜红色，上面叠印着万里长城、农田、五分硬币、外汇券、吉它、计划生育宣传画、手枪、女人身体的某个部位和一大团血乎乎的鲜花。 小号铅字密密地印着歌词。“解决”，“一块红布”，“这儿的空间”，“寂寞就像一团烈火”…有新歌，也有老歌。 崔健的歌词是出色的。“突然来了一个机会，空空的没有目的／就像当初姑娘生了我们，我们没有说愿意／机会到底是什么，一时还不大清楚／可行动已经是雷厉风行，而且严肃…啊，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欲望／啊，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力量”〔投机分子〕；“我没穿着衣裳也没穿着鞋／却感觉不出西北风的强和烈／我不知道我是走着还是跑着／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儿刺激，大夫老爷／给我点儿爱情，我的护士姐姐／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还有“打不开天，打不开地／自由不过不是监狱／钱就是钱，利就是利／你我不过不是奴隶”〔这儿的空间〕… 读着这些词，耳边已响起重金属乐队的轰响，崔健机枪扫射般端着吉它，对着黑压压的观众：“在西方，人们曾说摇滚乐是洪水猛兽；叫我说，今天的摇滚乐是像一把刀子，插在中国的大地上！” 突然，我的目光在纸上久久地停住了。 我看见了那支歌。 “最后一枪 ５’１７” 曲：崔健 词：王贵／崔健” 下面是空白。在本应印有歌词的地方，没有密密的小号铅字，只有整整齐齐的一片空白。 我站起身，把磁带放入录音机，一直快进到最后的那支歌，狠狠按下放音键，把音量拧到最大。磁带沙沙，沙沙地转动着。 …… 我眼前，是北京工人体育场八万狂热的观众。歌手唱完了最后一曲“从头再来”，飓风般的口哨、跺脚声、尖叫和掌声，还有挥舞不息的旗帜、横幅、床单、头巾和鲜花。 “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 演出已经结束，歌手和乐队已经走进后台，武装警察开始在驱赶人群。没有一个人离去，八万人的掌声，跺脚和呼唤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响亮，越来越高昂。 “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 不知过了多久，不知什么时候，歌手默默地回到体育场中央。他低着头，那支闪亮的电吉它，斜挎在他有些褪色的绿军装上。 吉他手肃立，贝司手肃立，俊秀的键盘手几乎无法察觉地触响一个和弦，清晰如遥远的高山之巅，冰川低落的流水。 声浪更强地拍击。 “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 […]
星星 那一夜我太累了 睡下就没有醒 当装甲车碾过帐篷 我还在香甜的梦中 我们的肉粘在冰冷的履带上 血一寸寸渗入石板 我们的青春 在熊熊火光中升起 依然守望着广场 成为黎明最亮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