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mpion of Democracy
by Ching-Ching Ni
Newsday Staff Writer
《争取民主的战士》
[按：一九九九年三月三日纽约地方报纸《新闻报》(Newsday)以封面大幅报导了著名自由战士、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萧强的事迹，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非常感人。现特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的读者。 — 编者]
一九八九年夏天，萧强所在的地方离天安门广场实在很远。他独自住在印地安那森林深处的活动房子里，生活围绕着探测来自遥远天际的宇宙射线。
然后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政府向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示威者们开了枪。这位二十七岁，正在美国腹地学习天体物理的中国学生突然听到了新的召唤。
正当任何一个有办法离开的人都在飞离中国首都或者害怕迫害而藏身的时候，他却做了如同冲入燃烧着的楼房一样的事：飞回北京。
“就我一个去向错误的方向”萧说，“我随身带了短裤和一件冬天穿的夹克，因为没指望很快会回来。我不知道我（回国）以后会是活着还是入狱。如果想的太多，就不会走了。”
那几乎是十年以前了。现在三十七岁，这位当年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博士候选人把瞬间的激情变成了终生的执迷。不过他那向瘟疫他国土的邪恶宣战的长征却不是在中国进行，而是在半个地球之外，在曼哈顿的摩天楼里，他率领着一个叫“中国人权”的组织。
“中国人权是中共最恨的组织。”萧说。“我们将（人权）问题放上桌面，而且绝不消失。”
作为过去八年的执行主任，萧帮助这个非盈利组织成长为在中国问题上有影响力的权威团体。这个组织由一些中国学者在一九八九年建立，监督人权侵犯并且在中国国内和国外传播人权意识。萧瘦高的身形和叛逆性的长发也成了国会听证以及国际论坛上的固定标志，在这些地方他为异议人士们发言或者将他们介绍给听众。
“萧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发言人，”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的资深助理格鲁佛．约瑟夫．利兹（Grover Joseph Rees)说。他组织过许多次有“中国人权”参加的听证会。“这个组织是非常受重 视的。他们有热情，但是不疯狂。他们讲的事实都很准确。”
萧的事业的神经中枢在帝国大厦的三十三层楼上。这个有著曼哈顿的壮观景色的企业风格办公室，比起过去六年来和另一个非盈利组织分摊的拥挤角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可是萧的工作空间却毫无奢华。电脑旁边挂着一面印着《世界人权宣言》的旗帜。一个天安门学生制做的民主女神的复制品（女神举火炬的双臂在从中国运到他办公室的途中折断了）摆在桌上。墙上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我们没有军事、政治或者经济力量。我们唯有的是道义力量，和对抗一个暴政的信息。”萧说。
今年，这一信念将比以往更被化作行动。首先是六月的天安门镇压十周年日，工作将包括一系列高姿态的纪念活动，从举行示威到组织研讨会到互联网络计划。这些活动会惹恼北京政权，它已经预见到了今年的一系列敏感的周年日期而且开始了镇压。这些周年日包括“五四”,即抗议西方列强扩张和中国政府无能的史诗性学 生运动八十周年；邓小平戏剧性的经济改革二十周年；还有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建国五十周年。
中共一心要消减社会民众不满的急切欲望可能导致人权进一步的恶化，萧说。尽管中国去年十月在《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可随即而来的却是新一轮大规模的政治镇压。萧认为这也是打在克林顿政府脸上的一记耳光。克林顿对中国的政策显然照顾了美国商业和外交的利益，而对人权迫害视而不见。
作为抗议，上个月萧的组织要求华盛顿暂停与中国为期两天的人权高峰会议。但会议还是如期进行了。同样地，国务卿奥布莱特这个星期一也如期访问北京，她此行是为了四月中国总理朱熔基首次正式访问美国铺路。
“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政策需要有些力度，现在它并没有。”萧说。
在他盖住脸侧的黑色长发下，萧谈话语音柔和。很少会有人猜到他出入于权力人物之间，从中美政治间的最高角色直到那些和专制集权作战的前沿壕堑之中。
“一开始很难让我对他认真看待，大概因为那是我首先注意到的事。”国会助理利兹谈到萧的长发时说。
那又是一桩历史的事故。
“北京宣布戒严那天，我本来正要去理发。”萧回忆说。“我跟朋友们说，“戒严令不解除我这发就不理了”不可能太久吧？我当时想。可是结果呢，那里仅仅是戒严，还是屠杀！所以我决定将头发留着，以记住自己是为什麽开始做这一切的。”
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那次北京之行，他试图访问目击者和受难者们并且将他们的故事传递出来。两个月以后他回到美国，参加了中国学生的运动。当时乘着国际社会反应的高潮，学生们组织群众游行并且在世界各处征集捐款和支持。
可是当运动的势头减弱消失，萧只好打起各种零工，从在高速公路的出口摆摊卖花到为中餐馆送外卖，他也申请研究生院学习公共政策但是没有被录取。
一九九一年，当他加入中国人权，事业有了焦点。
“一开始我们都有些怀疑，”黎安友（Andrew Nathan）说，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也是这个非盈利组织的理事。“萧是学物理的研究生，在（人权）这方面并没有经验。他学会了如何运作一个NGO （非政府组织），同时在两种文化之间工作。他有很多西方的支持者。他知道如何出席酒会以及和银发妇人们交际，他也懂得如何在中国人中间工作，即使其中有大量复杂的政治关系，但是他能做到眼睛盯住球（目标），而不被（是非）引到岔路上去。”
经过逐年的发展，萧的组织磨练得相当和专业化了。他们一年从成员会费和基金会得到三十五万美元的预算经费，拥有六名工作人员，一批稳定的能说双语的义工，一个地处曼哈顿中心的新办公室，另一个办公室于九六年在香港建立。鲜有异议人士的团体能和中国人权阵容强大的理事会名单相比，其中包含了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成就赫然的人权倡导者。对于政府的听证，美国的政治家很少知道除他们之外还能找谁。
“他们不是唯一的人权组织，但是就在美国的影响来说，他们大概是最大的。”美国之音的中文部主任罗大任这样说。
这个非盈利组织五分之一的经费用于帮助中国的政治犯找到法律帮助。其中最有名的受益对象是敢言的斗士魏京生，他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征人物，在狱中度过了十八年。西方关于魏京生的大量报导，相当一部分是根据中国人权提供的资料产生的，萧说。在那些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大量公开信中，关于魏京生的一封有两千个签名，包括二十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当魏九七年终于获释，是中国人权去底特律机场接他并付给他的机票费。萧在媒体的采访和美国官员的见面中为他翻译安排。企鹅公司的维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魏的狱中书信集，名为《傲然独立的勇气》。书是萧的妻子翻译的。她叫柯丽斯．托格森（Kris Torgeson），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新闻官，也是一名汉学家。她和萧是当她在他办公室做义工时认识的。
他们去年夏天结婚。不过萧为工作在世界各地游说而经常的缺席，一直就是他们恋爱段落之间的标点符号。
所以当去年萧在自己的订婚晚会迟到了几乎三个小时，托格森毫不惊讶。他的飞机因为雷阵雨被阻在华盛顿国家机场。不管她多麽希望他能在场，她知道她的未婚夫不可能错过在七月克林顿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之前，会见白宫幕僚的机会。
“我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托格森上个星期说，她丈夫当时正在印度，访问当地人权人士并且和达赖喇嘛见面。“这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我们有时整夜有电话。我们家有点象个二十四小时的中心。遇到危急的人打电话，赶着截稿的记者打电话。还有（对中国）十二小时的时差。我习惯了。”
虽然大多数了解萧的工作的中国人敬佩他的坚持不懈，也有的对过度依赖西方的压力手段存有保留。真正的变化必需来自中国内部，王军涛说，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比较政治的异议人士。他说民运人士在中国已经失去了一些原来有的草根性支持，因为他们的策略，特别是一再要求贸易上制裁中国，令中国的公众反感。
“人民用不到你告诉他们政府有什么错，”王说。“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伤害的是普通民众，不是当权者。”
意识到需要在广大民众中提升人权意识，萧说中国人权在试图扩展人权工作的范围和空间。中国人权的成员认为他们在将人权扩展到政治和政治犯之外做着开拓性的工作，包括社会和经济的权利。
他们将两个及时的问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一个是在有争议的三峡建坝工程中，需要处理的一百七十万库区移民的状况。另一个是上千万流动的移民劳工进入已经充斥失业的城市地区。这些问题都已经非常严重，萧说，情况急待改善。
“人们要更好的生活品质，自然也包括政治自由。”萧说。“中国人人都抱怨腐败。为什麽会这样腐败？因为绝对权力。如何防止？新闻自由、选举和司法独立。如果权力受到监督，腐败就会从根本上减少。但是中国没有这些。”
英文流畅，精通媒体并且有华盛顿的关系，萧完全可以选择收入和待遇远为优厚的工作。但是和他生活中的其它事件一样，历史似乎总是把他引向最意想不到的方向。
出身于父母都是科学家的家庭，萧梦想过成为“爱因斯坦第二”。但是在中国动荡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间摧毁整个国家的政治大迫害）期间长大，萧的童年没有受到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有六年的时间萧和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父母一起。他的父母只好将萧的弟弟留给城里的亲戚，因为怕在农村无法照料孩子。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萧一九八九年突然出现在家中震惊了父母的时候，他在天安门广场挥舞旗帜的弟弟刚刚离家藏身。他弟弟现在新西兰定居。
童年时代是在农活中度过的。割草，掰玉米，还有拾马粪。十几岁的时候萧终于离开在农村的父母回到北京的外婆身边开始上学。渴切学习，他读所有手边上能够抓到的书，特别是数学书和科学书。努力终于有了报偿，他赢得了国家数学竞赛的奖项，因此进入了一家全国有名的科学大学。一九八六年，他得到了在美国学习天体物理学的奖学金。
博士学位就要得到了，天安门却将他送上新的生活路途。
“我是动真的。”萧说，“坦克机枪杀了人，生活还能照常？不可能。”
随着这样命运的锐变，他也许永不能再见他在中国的家人，或者有足够的收入搬出他在皇后区简单的公寓。自从他一九八六年离开中国，他只再见过他的父母一次，就是在他一九八九年那次挑衅魔鬼之行，他再没回去过，不管是自己的婚礼还是母亲的葬仪。
“很难过我并不真正了解我的父母，”他说。他的声音低到近乎是耳语。“我帮助了很多人。但是我没能帮助他们。她的死我一点都没能帮得上。”
内心深处，萧还非常是他那一代人的产物：一个性情至重的人，对故土有深切的恨爱交织。不管他如何刺激（政府），心灵深处总有那一片地方他叫做祖国。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一直保持着中国国籍，而揣着绿卡和避难文件旅行。他的红色中国护照已经过期了，他一直没有去延期，怕被政府没收了去。
“我太爱我的国家，所以恨那里的一切邪恶。”萧说，他的眼睛有些湿润。“直到六四我才知道（这感情）在我心中是这样深。那天我对自己做了一个承诺 :我将做能做到的一切直到这些灵魂安息为止。我将做到我能自己回到天安门 广场献上一束花的那一天。”